1991年底，苏联在历史的瞬间剧变：俄罗斯终结社会主义，折回世纪初抛弃的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农民占社会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七，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不识字的文盲，工人阶级比地主、资产阶级、商人和富农还少。苏联在七十年间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7年，农民降到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苏联不仅摘掉文盲国家的帽子，而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达到高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居民每万人中拥有大学生数量已跻身世界四强。苏联因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争霸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

    苏联剧变的原因何在？俄罗斯科学院一位著名的院士曾充满愧疚和负罪感地说：“将苏联送进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

    急于走向“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需要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苏联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从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施了四次“经济战略飞跃”，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国有单位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职员上升至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八，在集体所有制工作的集体农庄农民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二，苏联仿佛离“无阶级”社会越来越近。

    为了实现“无阶级”社会的蓝图，苏联还不懈地进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努力。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五次提高国营农场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使工农之间、脑体劳动之间、高低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

     总之，苏联经过七十年建设“无阶级”社会的努力，社会结构日趋同质化，三大差别逐步缩小。1977年《苏联宪法》骄傲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走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

    升迁路上的“不公平”与积怨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苏联为了集中调动劳动资源支持工业化，建立了国家一元化行政命令式的劳动资源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招工、招生、大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还是提级、提职、提职称等各种方式的社会流动，均由国家机关规定指令性计划、指标与程序，并且由国家机关对实施计划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社会流动的单一和统一，引发了诸多矛盾：社会流动的启动和出发点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们的愿望、兴趣只能纳入国家战略的框架和指标内才能实现，产生了社会流动单一驱动力与人们多样化的愿望、兴趣和抱负的矛盾；国家统一规定晋升指标，产生了有限的晋升数量与迅速增长的晋升需求的矛盾；由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加之趋向均等的工资政策，产生了平均的工资数额与才能出众者期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的矛盾，以及平均的工资数额与具有高远抱负和卓越才能的社会精英向往超常支配社会资源的矛盾……何况，苏联国家实际上由执掌权力的领导干部来代表，后来的事实证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以后部分领导干部形成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利用手中重权大肆谋取私利，由他们分配大规模的社会资源，对全体人民而言，是一种权利机会的不公平。

    在国家严格控制晋升指标的机制下，苏联人的社会升迁道路特别拥挤、漫长。人们需要长久地排队，等待晋升，发展的愿望受到压抑，滋生了不满的情绪。在一些地方，工人们的不满引发了罢工。但是这些自发性的罢工没有引起政治局的严重不安，因此，七十年代下半期，工业工人引发了新的罢工。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部分年轻知识分子把这种不满，演化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认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党是对立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七十年间生产力不断提高，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竭力争取军费绝对数额与美国相当。从1967年至1984年，在美国和多数西方国家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下，苏联却不断加大该项指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人均国民收入不抵美国一半的情况下，苏联人均军费开支1975年比美国多九十美元，1980年多出一百二十八美元。

    总之，在行政一元化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影响了老百姓生活待遇及时改善，而国家却超常增加军费开支，使老百姓承受的军费负担越来越沉重。苏共逐渐失去民心。

    苏联剧变：增加了分蛋糕的刀叉

    1991年底，苏联剧变。这种体制变化的实质，是从过去只由国家一把刀叉来分社会资源的蛋糕，由行政命令决定人们得多少，变为多个政治、经济、社会主体都有权拿起分蛋糕的刀叉，自己参与意见，决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多少。

    1980年以来，在国家统一招工、劳动安置的渠道之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无法控制的工人流动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家统一分配毕业生的体制下，不服从分配，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达到每年毕业生的一半；部分人由于对自己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的份额不满，自发从事起倒买倒卖的影子经济——已有一千八百万人从事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这些社会潜流，不仅表达了对国家一元化行政分配体制的不满，表达了人们希望自己参与分蛋糕和多得蛋糕的愿望，而且实际上在官方分配渠道之外，也开辟出了非正式、自发分配社会资源的渠道。

    苏联解体以后有一个民意调查，也颇能说明老百姓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愿望。 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全俄进行了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让受询者对俄罗斯五个时代——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进行评价。

    调查结果，叶利钦时代评价最低；对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评价一般。斯大林时期有四项指标得分最高：国家有纪律和秩序、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四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会保障、科学与技术有成就、工业强大。对普京时期评价，三项与个人有关的正面指标：个人致富可能、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有公民和政治自由，均得分最高。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结果是，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只有百分之一；其次是斯大林时代，为百分之四。选择愿意生活在普京时代的人最多，是百分之四十五；其次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为百分之三十六。

    人民不珍惜国家，还是国家漠视了人民

    这个民意调查说明，今日俄罗斯人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因为受询者对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发展的高度认同，对1917年前国家的发展评价一般，而且因为，受询者普遍认为1917年以前的政府已经将个人发展带入死胡同。

    其实，对个人致富、职业升迁可能，以及对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评价，正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和个人在分配中所得份额的评价。多数受询者对苏联时期这三项指标的评价不高，反映了对苏联时期国家一元化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以及个人分得均等份额的不认可。正是对此的不认可，影响到对苏联整体的态度——超过一半的受询者尽管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成就，却未选择愿意生活在苏联时代。

    苏联剧变并非苏联人忘恩负义抛弃苏联，而是行政命令式体制的国家已经不为人民所珍惜。戈尔巴乔夫实施“无限制公开性和民主化”的错误改革路线，使民主派得以利用和放大人民对国家不满意的情绪，赢取群众信任，向苏共夺权，酿成苏联剧变的悲剧。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