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康乾盛世”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电视媒体在热播，甚至某些历史学者也在鼓吹，好似某些统治者的英明就能给中国带来繁荣昌盛。然而事实真如此吗？细读历史便可发现，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史停滞不前，工商业受政府极力遏制，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在此时已经大为衰退。而与前代相比，唯一的发展就是人口显著增加了，而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时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口盛世，那些清史学家认为是英明的清朝统治者带来的。他们的首条理由是，清朝的疆域扩大了。清朝扩大的疆域给中国带了多少人口呢？清朝极盛时期的领土面积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而明朝是九百二十万平方公里。比较一下清朝与明朝的疆域，清朝多了蒙古和新疆北部，但是这些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很难说会为中国增加什么人。而且清朝比明朝少了一大块东北和西南的疆土。因此，就疆域方面考虑，清朝的人口应该与明朝相差不大。

   清史学者举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清朝统治者多么勤政，多么重视水利和农业。比较一下之前的中国人口，在被称为盛世的“汉景之治”、“贞观之治”不过六千万，而最多的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过一亿。而且纵观之前历史，中国人口一旦达到八千多万，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锐，容易发生农民起义。究其原因，中国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是一定的，农业生产并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比较明朝与清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而农业生产唯一的改变是：番薯等从美洲引进的高产作物在中国推广开了。而正是番薯的推广造就了这个康乾盛世。

   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番薯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一般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引进者是漂洋过海的中国商人陈振龙。

   陈振龙祖籍福建长乐县，他早年在吕宋经商时，发现当地有一种薯类，清甜可口，可资食用，便秘购其种。带回了福州，即在城边试种，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此时，恰遇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进献番薯，并倡导广植番薯，从而使闽中民众度过了饥荒。为此，后世在福州建有先薯亭，以赞颂番薯引进者陈振龙和推广者金学曾的功德。

   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

   番薯对中国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耕地面积扩大。有数据显示，清朝的耕地面积是前代的四倍。有人把这归功于清政府的劝垦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清代之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有那么多的土地却不开发。

   但其实，这是因为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上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

   同时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小麦与水稻可耕种的土地。这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

   粮食亩产的提高。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他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粮食的亩产。

   从番薯种植的这两个特点来看，清代耕地面积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后期如何战乱与饥荒，中国人口也能维持在三到四亿。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认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国历史从来都是统治者的历史，从来不会关注农民如何，更不会关注番薯的引入有什么作用了。
（摘自《探索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