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玲玲 赵方新

    都三岁了，杨铮还不会跳。

    他站在地板上一个红色的圆圈里，妈妈孙倩在下一个相邻的黄圈里连拍手带叫喊：“儿子，跳！跳过来呀！”他四处张望，身体还不时往上蹿两下，再低头看看自己的圈儿和妈妈的圈儿，但双脚就是离不了地。
孙倩急了，扔下平时“怎么也放不下的”生意，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医生仔细询问了情况后，结论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参与太少，孩子性格中刚毅、勇敢的成分太低。

    杨铮的爸爸杨大龙，是一家建材公司的经理。职业特性注定他要一天到晚各地跑，一两个月回一次家是常有的事儿。在儿子出现问题以前，杨大龙对此不以为然：“他幼儿园里小朋友的父母，好多都是这样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提出：“父教缺失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巨大隐患，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地步。”

    父亲“失踪”的现实

    有调查显示：美国的父亲每天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平均为七分钟；监狱里百分之八十五的男性囚犯都是没有父亲的；吸毒与青少年犯罪的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没有父亲的男青年。

    根据济南数家幼儿园、早教中心进行的调查数据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孩子上下学都是妈妈或保姆来接，百分之五十的孩子在家大部分时间是跟妈妈或祖父母一起度过， 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孩子，一天里几乎见不到爸爸。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因为父亲要在外挣钱、养家，管教孩子的事交给母亲就行了”。

    三十八岁的宋海峰是济南一家大型商场的产品采购员。他的上班时间是朝八晚十。而他五岁的儿子通常最迟都要在晚上十一点前睡觉。所以，他紧赶慢赶，基本上每天和孩子见面玩耍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如果加班的话，甚至一天也见不上一面。而且很多时候他都要出差，根本不会在家。

    中国乃至亚洲的很多城市父亲已经开始产生像宋海峰一样的内疚感——因为无力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印度新德里的精神病学家楚山杰博士说，到他的诊疗室寻求帮助的父亲络绎不绝：“印度的父亲越来越缺少时间陪伴孩子了。当父亲的压力变大时，不仅影响到与孩子共度的时间长度，还有质量。”

    而许多人，也将问题归咎于中国乃至亚洲的交际方式——生意通常都是在觥筹交错后谈成的。要想谈生意谈工作，先上酒桌。而当下城市的飞速发展，生活成本的升高，经济压力的增大，现实似乎让人不难理解男性是如何把事业与家庭工作分出了轻重。常常半夜回家、凌晨出门的杜海强，干脆把四岁的女儿放在了幼儿园的寄宿班。“我忙，她妈妈也忙。我在外头拼死拼活，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环境。现在的竞争，残酷得不得了。小孩在幼儿园里比的都是谁的爸爸开什么牌子的车，不能让孩子在同学面前丢脸，我就得努力，只好暂时先委屈她了。”

    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考虑，除了物质，“父亲”在女儿成长过程中还能给她什么。

    更为可怕的是，有资料显示许多孩子认为母亲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教育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而不奢望父亲能经常陪自己，因为深知“男主外，女主内”的道理。

    “中国是一个父教缺位的国家，以至于有小孩子质问‘要个爸爸有啥用’。这实质上是家庭教育的隐患。”孙云晓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正由传统的“严父慈母”向“严母慈父”转变，更多的家庭是父亲不管不问，母亲一手包办。有一次孙云晓在外讲完课打出租车回家，司机问他做什么职业，他说自己是研究儿童教育的。司机笑了：“一个大男人，研究什么儿童呀？那还不是女人的事儿？”

    文化断层的集中爆发

    荣格心理分析家鲁伊基·肇嘉在《父性》一书中谈道：“今天父亲扮演的角色，是由上代的父亲们传授的。……他们表达了一个意图，后来即成为传统，它是可以向下传递的。如果没有坚持下去，传统就会被人遗忘。”

    山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讲师团成员、心理咨询师李莉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是‘父父子子’教育，注重序位，强调‘父有父样，子有子样’。与西方人儿子对父亲可以直呼其名、父亲与孩子做朋友的模式不同。我们讲究的是上下有序、内外有别。家庭中女性承担的主要责任是相夫教子，这个‘教’字，主要是培养，以养为主。而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教化：教会孩子如何承担责任，教给孩子社会交往和生存的基本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子女社会化的任务。子承父业，这句话形象表明了封建时期父子之间的关系特征。在农耕地区，父亲教给儿子种植与收获的经验知识；在手工业城市，儿子继承父亲的职业学习各种专业技术。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教育的链条中，父亲是不缺席的。他传授给孩子的并不仅仅是技术、知识这些客观性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父亲的身份还代表了一种权威，他在文化与心理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是一种阳性文化的有力体现。”

    但是，李莉强调，几十年的革命让这种中国文化的链条弱化掉了。五十年前，作为一名父亲对下一代提供养育对于中国男性来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概念。那时父母所有的心思都在“一心一意干工作，轰轰烈烈闹革命”上，养孩子就跟放羊差不多，丢不了饿不着出不了事儿就行。香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丹尼尔·王曾经于 2003年发表过关于父亲的学术报告，他认为：“上一代的父亲们显得更加冷漠，在情感上与家人更加疏离。”

    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著名婚恋作家王海鸰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身为军官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在我的记忆中基本相当于空白。我们姐妹六人每天跟着母亲生活，简直就是一个女儿国。小时候的我一度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不像别的小孩子贪玩喜欢扎堆，我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旁观，一个人躲在一边想事情。所以，与人沟通成了我的弱项。”

    与王海鸰同属一个时代的李仁民说：“我们这一代人对父亲的感觉普遍比较模糊。我们对父亲的理解好像就是他们必须革命，必须工作。但今天的孩子们对于父亲有更高的期望。”

    他们这一代人的子女，大都是独生子女，其中相当部分为1978、1979年出生的“独一代”，近两年开始大规模进入婚育期。慢慢的，因为父辈的父亲缺席造成的“后遗症”开始在他们身上体现。

    “我这里有很多数据证明，”李莉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自己本身心灵就不够成熟，不懂得如何做父亲，也没法从童年父母给予自己的体验及经历中获取帮助，而我们传统教育的链条又没有被完好地延承下来。他们无章可循，只能要么凭自己对‘教育’断章取义的模糊理解懵懂地去做，要么就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脱责任。”

    “今时今日，他们的孩子，也就是这第三代的孩子们，是前两代缺席家庭生活的父亲的产物。是我们传统文化链条断裂的集中爆发。”

    让阳性重新坚挺

    当我们叫嚣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当日本用“危机教育”先发制人，韩国用“礼仪教育”塑造软实力……中国如果不想变成“侏儒”、不想“去势”，就必须加强弘扬阳刚之气的父性教育。

    如今，固然男人的生存背景同以往比较，并没有多少改变，依然背负着诸多的压力，但一个现实是女性的职责不再局限在家庭之内，她们的社会责任不断上升，她们在各个领域的能力显著提高，从这个方面说，男人承担的社会负荷正在被女性分担，完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关爱家庭和孩子之中。

    走出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首先是男性的事情，过去大呼女性解放，而忽视了男性的解放，他们被各种压力（自身的和社会的）窒息着，捆绑着，无法正常融入子女的教育。所以今天的男性在自我社会角色中要“有进有退”：退，首先是把那些不必要的应酬拿掉，从各种社交场合退出来，从过于繁缛的社会责任中退出来，回到家庭中，回到孩子身边。

    父亲归位的几个途径：

    合作者。现代家庭教育要求母亲和父亲共同参与。如果没有父亲的参与，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因没有鲜明的对比，易在性别角色形成过程中产生混淆。一个好的父亲会把母亲生活领域之外的东西尽可能地展示在孩子面前，并成为孩子探索新领域的向导和力量的源泉。

    朋友。小学阶段，父亲每天至少要有二十至三十分钟的时间，与孩子在尊重、信任、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初中阶段，一星期，父亲最好抽出二至三次的专门时间与孩子交流。高中阶段，一个星期，父亲最好抽出一至两次的专门时间与孩子交谈。

    指导者。父亲应该成为孩子的精神支柱，成为孩子心理动力的主要源泉。但是，这并不是要求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一定要超过母亲，其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引导孩子逐渐“社会化”，帮助孩子认识和适应外面的世界，逐渐走向成熟。 （摘自《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