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整理／胡斐 黄俊杰  调查／王璇 蓝晓雁

控制城市人口的“门槛”
    北京市的官员、学者提出过限制外地人进京的若干建议：采用“差异房价”控制北京人口、提高学历水平方可进京、外地人进京实行准入，直接让“首都要不要设门槛”成为新闻头条。广州一条“限制素质较低的外来工来广州”的话题被热炒，以致政府不得不出面澄清这是误解。发生在2006年的城市待遇争论证实，大城市的“准入门槛”和“同城待遇”极容易勾起外来人的敏感神经。根据《新周刊》与新浪网超过两万四千人参与的联合调查，九成以上的人认为应给予外来人“同城待遇”——在原住民、老外、流动白领、农民工混居的城市，外地车牌、籍贯、口音、饮食习惯、长相都不应该成为“歧视”的理由。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中，多数人认为北京有着最大的“差别待遇”。现实是，北京每年新增三十万人口，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持续的压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显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将控制在一千八百万左右，其中户籍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万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有四百五十万左右。北京的定位与人口密切相关，而一旦以行政手段和歧视性的政策来控制外来人口进京，又会带来负面效应。有市民提出“异地养老”的办法，让离退休人员到外地居住、养老；有旅游管理的专家建议，为使人口合理布局，北京市的一些纺织工业协会、机械制造协会、教育卫生机构可以迁到卫星城，间接影响人口分布；北京市政协委员孙琪所的说法则是：“说到底，只有全国均衡发展，使全中国成为宜居之地，才能减轻人口压力。”

    “全中国成为宜居之地”的梦想离开实现还很远，但在关于“同城待遇”的一片争议声中，小范围内的“同城待遇”已经出现。上海杭州两地在“同城待遇”获得加分——人才共享，卫视对等“落地”，公园卡、公交卡将两城通用；开封、郑州在参观博物馆、老年人乘坐公交车等方面也将享受同样的“市民待遇”；宁波、镇江、扬州三市的市民也将可凭个人身份证办理三地的旅游景点年卡，享受同城市民待遇，三地的“城际旅游直通车”也可望开通。

    区域一体化、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都可能是“同城待遇”的推手，从而实现数个城市的共赢。但城市的生态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知识性人才、外来工、外商、外地司机、旅客来到一个城市，短暂停留的，希望能够得到便利的城市服务；长期停留的，需要努力适应新的政策和环境，但由于户籍、说话口音、喜好食物、脾气性格甚至模样长相的“不协调”，有时候，他们无形中被大城市归类为另一族群。当中，有人比原住民的待遇低，会在生活中遇到种种尴尬，甚至长期摆脱不了被歧视的阴影；有人因为城市的优惠政策，可能享受到的却是高于同城居民的“超国民待遇”。而原住民，则对外来者的涌入产生一定的心理戒备，有一些安全感的缺失。这不单指治安方面的问题，根源上来说担忧城市资源会被更多地占用，竞争力薄弱的本地居民会面临失业等诸多问题——当地方利益不能让步，“同城待遇”则无从说起。

能不能从心里接受外来人
    谢科是湖南一所技术专科学校的大专生，他是目前家里学历最高的，学的是模具制造，一年学费、生活费和杂费加在一起要一万块钱左右。“我现在等于就是赚钱供他上学，一年的辛苦钱都贴给他了。”谢科的父亲说。虽然已经来到广州近十年，他们仍然住在番禺的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个有店面的一楼套间，七百块钱一个月，夏天靠卖饮料赚些零用钱，冬天这个店面基本派不上什么用。至今两个人还睡在一张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的“床”上，老谢指望儿子赶快毕业，一家人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城中村聚集了不少做装修工作的湖南籍打工者，大多数都是“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过来广州。谢科家族里的叔叔、婶婶、伯父等很多亲戚都聚集到了广州，只有谢科的爷爷奶奶守着老家旧屋。谢科的父亲坦言：“我们在老家属于村里生活过得不错的了，在广州虽然住的条件各方面都差了点，但还是比老家好，赚钱多。”

    邹家俊是谢科的初中同学，一开始在工厂做女工，后来转到“打工者之家”做一些电脑培训的服务工作，月收入六百元左右。“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因为饭都自己做，所以不会有吃不习惯的东西，刚开始主要还是语言不通，交流比较困难。”她工作的地方也有广州话培训，帮助民工解决语言困扰。“打工者之家”会提供一些工伤预防的讲座，也会给受工伤的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还帮助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民工进行维权。但是力量毕竟有限。“打工者不能过于依赖外界的帮助，要自己团结起来，让城市从心里接受我们。”

“称谓”有没有伤害外来人
    “到别的城市短暂停留，你遭遇过的最不平等待遇是什么？”在我们的网络调查中，百分之六十六的人选择了“故意使用本地方言交谈”。

    嫁了个上海老公的扬州女孩徐薇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五年，她和老公都是高级白领，在莘庄地铁站附近买了套房子，今年还打算买车，生活无忧。她说平时最让她难以忍受的还是心理上的蔑视，她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苏北人”。“我觉得上海人特别歧视苏北那边的人，他们说苏北人最爱耍赖，动不动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还带满地打滚的。但是不能这样以偏概全，我也见过特别会耍赖的上海人。”虽然对被冠上这样的“恶名”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为了工作和交际上的方便，她基本还是冒充上海人的时候多，说是苏州、杭州人都不行，上海人认为凡是外地来的都是“乡下人”。

    “我们新疆这边把民工、盲流之类称作‘氓道’。我觉得这都是相互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人，总希望能保持一种地位上的优越感，说白了也可能是城市人自己缺乏与外地人竞争的信心。”乌鲁木齐市的白领小芬说。

    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说，并不是每个外来的人都是素质低得让其他人难以接受，她反而很佩服外省人在广东生活和工作时表现出的韧性和毅力，而很多事情广东人未必做得到。“一个社会的管理指的是方方面面的事情，包括人们生存环境的管理等，要是真无法从现有的情况内部化解问题，从而做到可以吸纳更多的外来人的话（不论素质高与低），那么就是说内部已经负荷满了，消化不了更多，只有阻止再进入。这同时证明了一件事：社会管理没能正面地同化我们所说的低素质的人。”

会不会把“老外”宠坏了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黄强经常背地里骂外国人是“傻×老外”，他承认有一些外国人素质确实好，但也不见得外国人就比中国人高一等。“明明都是人，也不比中国人有钱多少，一些老外就自视甚高，觉得我们是第三世界的穷人。其实啊，他们很多都是因为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了才跑到中国来的。”他认为，如果对这个国家和城市有特殊贡献，给予一定的“超国民待遇”无可厚非，但是国内有些地方的制度和做法把老外都宠坏了。

    “国民待遇原则实际上是非歧视原则，即对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商品、劳务都应当平等对待，不搞税收歧视。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某些方面的考虑而对外方采取了更加优惠的政策。给予外国投资者以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称为‘低国民待遇’，这样会形成对外税收的歧视；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给予外国投资者以高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称为‘超国民待遇’，这样就会形成对内税收的歧视。这两种形式都是‘差别国民待遇’，而只有对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都一视同仁，使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所享受的待遇与本国投资者同样条件下的待遇基本相同或大致相同，才是真正的‘无差别待遇’，才能称得上标准的国民待遇原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在《外资“超国民待遇”还会多久？》一文中这样写道。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