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忽然成了头号难题。不可避免地，这引发人们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学本身的思考。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七十五公里，就是邛崃。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九千余元，在成都所属的十九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自从上小学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三千多元的月薪。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八百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一万元。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五千四百元，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当时田维还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回忆：“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当时孩子能够上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便是国家的干部了。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说：“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富裕乡镇放弃教育的孤本

    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全镇两万多人口，在国外的是留守人口的一倍。大规模的出国潮从1992年开始，从此，出国成为玉壶镇小孩的主要出路。由于十八岁以前以团聚的名义出国费用最低，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五个班，高三只剩下三个班。

    胡梦洁的QQ名字叫“追梦”。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刚刚初中毕业。喜欢穿白色 T恤，扎一束直顺的马尾，白净的脸上透着乡村孩子少见的书卷气。

    玉壶中学有一个传统，每年中考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文成二中——这在文成县是一所明星学校。考进去的孩子，高考至少可以考上“二本”，即第二批本科录取院校。梦洁考了七百三十分，是玉壶中学第二名。

    这是一个光荣，但家里的反应很平静。学习好在这里不是一件引人关注的事情。梦洁喜欢数学，但是在镇上唯一一家新华书店关门后，只剩下的一家三味书屋，书都藏在店铺的侧面和里面，能提供给梦洁学习的教材也越来越少。梦洁喜欢看中央电视台10套的《人与自然》、《科学探索》，还有《希望英语》杂志。

    经过二十几天的考虑，梦洁决定放弃保送文成二中的机会。她的父亲几年前去了意大利都灵打工，在中考前几个月，她和妈妈、妹妹去意大利和父亲团聚的手续就开始办理了。对这个喜欢学习的女孩来说，她看不清哪条路更好。

    梦洁说，当她努力备考时，只是怀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可以考上一个好学校，以后就会更好。”而最后的结果，“就好像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她有些惆怅地轻轻说。教育和出国，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玉壶镇里长久的话题，还是在欧洲日进斗金的致富传奇。侨领们是镇上当仁不让的榜样，影响着玉壶镇年轻人的道路选择，甚至还可以“震撼县领导”。侨领们曾经给孩子们留下一句话：能写信就可以。2005年玉壶镇外汇达到七个亿，占文成县的一半。它是文成县下辖乡镇里唯一有农业银行的镇，排名在浙江省农业银行的前十名。

    留在玉壶的人，也常用欧元来度量生活。玉壶中学的老师周裕胜被学生们追问工资是多少。周裕胜说一千五百元左右。小孩子们惊叹一声：只有一百五十欧元啊。我们到国外，一人给你寄一欧元，就是五六百欧元呢。

    城市中的教育迷狂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百分之三十，小学为百分之二十二，高中上涨至百分之三十四，大学为百分之四十一，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一千元至四千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十万元。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十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也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科举式教育之终结

    大约十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和国家福利，只能让他们进入市场自谋出路。这样，读书与做官之间出现断裂，干部科举制度即将崩溃。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无用论”几度浮现。

    这种变化在沿海一些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在这里，国有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而通过个人创业、出国打工、从事商贸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相当高。面对着人生的多元前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规划中相对下降了。

    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教育迷信冲击也很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赶不上三流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赶不上二流影视明星的收入。丁俊晖、王军霞更是对书本知识迷信直接发起了挑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后果的初步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花了很多钱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国家却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丰厚、分享特权的工作机会。

    如果有一天，学生、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