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个五彩斑斓的年份。奥运会、政府换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其中的每一件大事都足以令中国人充满希冀和向往。而中国应该如何抓住这些契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新跨越？《国际先驱导报》专访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他看来，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改革，中国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路线图，并在面对压力时学会了反省自己，从而改进自己。

    中国应当骄傲但不能自满

    《国际先驱导报》：提到 2008年，中国人往往对此充满了期盼和兴奋。您如何看待即将迎来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 2008？

    郑永年：人们对2008年的期待是必然的。尽管有些人担忧中国，但更多人期望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个未来的转折点就是2008年，它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年。政治上，新一届政府即将产生。十七大确立了中国的新发展方向，但具体的政策则要由政府方面来主导和落实。因此人们期待新一届政府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来强化其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继续推进经济的深度发展。

    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相信，不仅中国，世界各国都会有很多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开始评估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向。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是份宝贵的经验。很多国家不仅已经注意到这份经验，而且也开始考量如何学习中国的经验。

    中国应当感到骄傲，但不应自满。因为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已非常严峻，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过大。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普及小康。我的理解就是要走共同富裕之路。只有共同富裕了，才会把中国建成和谐社会。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很难和谐。但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之上，而是取决于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今后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要学会利用好财富和强盛

    《国际先驱导报》：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奥运会基本上都是主办国国力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奥运会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能够举办奥运会，本身就是中国繁荣的标志，因为一个国家只有综合国力提升到了某种程度，才有能力举办类似奥运会这样的重大国际盛事。

    但奥运会也是对中国的一个严峻考验。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是如何追求富裕和强大。现在的情况有了不同，作为整体国家，中国现在富裕了，强大起来了。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应当有个根本性的转型。中国会如何利用其财富和强盛？这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奥运会能体现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国际行为。从世界历史看，传统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主要是靠战场上见胜负，但战争却给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大灾难。奥运会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其提供了战争之外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成功的奥运会较之一场胜利的战争更为重要。战争主要表现为硬力量，但奥运会则同时体现硬力量和软力量。其中软力量更重要，因为奥运会给了举办方一次展现其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更要把奥运会视为一个契机，为进一步的发展找到新的动力。但这个契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商机，而是包括其他方面的发展，从国家体制到国民个体的行为。

    有效应对“价值观外交”

    《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遭遇国外的频繁施压。面对这种压力，中国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和他们对中国的担忧紧密相关。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与其说是中国的不变化，倒不如说是中国内政外交方面行为模式的逐渐成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三十年中，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和国际经济体系整合，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角色。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新型发展模式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内部还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很有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模式构成有效的挑战。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西方阵营加强联合，向中国推行基于西方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即“价值观外交”。所以，近来欧洲各国随着领导层的变迁，希望改变以经贸外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一些国家不断向美国靠拢。德国要在亚洲推行“价值观外交”，显然是针对中国的。不过，西方推行“价值观外交”有其困难的地方。要西方各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并不容易。因此，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很难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对付西方的“价值观外交”的能力。2007年中国尽管面临了那么多的压力，但都能从容应对，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和世界已经一体，西方如果非理性地对中国施加压力，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并且，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只是体现了西方国家内部一部分人的利益，大多数人从和中国的交往中得到了利益。

    中国需重建国际政治话语

    《国际先驱导报》：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崛起，一直存在某种担忧。在您看来，中国应做些什么？

    郑永年：和内部发展一样，国际上也需要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国际责任，并且各方面的国际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责任和变化并没有反映到中国的国际话语中。说得严重一些，中国的国际话语严重滞后。

    在这方面，中国面临三个互为关联的挑战。第一，尽管面临西方的压力，但中国仍会继续不去重复西方所通行的传统干预政策，如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第二，努力不断探索自己的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道主义国际道路。第三，调整和重新解释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或者重建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和自身的国际政治行为相一致。这种做法并非要挑战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径达到国际社会都加以认同的国际价值。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国际责任。

    十七大回答了“河”的彼岸是什么

    《国际先驱导报》：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变化和成就有目共睹。如果说之前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郑永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表面上如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明确方向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那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在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从国际社会学会了管治市场经济的经验。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待于改善，但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

    再者，从执政党的党章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市场经济体系已经被赋予了总体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政策话语的核心。

    我自己觉得，从行为层面看，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有一张路线图的。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

    十七大把政治改革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了要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民主化路径。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开始正式讨论中国发展的“旗帜”问题。这是个好现象。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人们才会有确定性。尽管“过（政治和社会）河”的过程可能也是“摸着石头”，但必须告知人们这条“河”的彼岸是什么。十七大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