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叶廷芳等二十九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这一新闻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并引起热烈的讨论。支持“叶廷芳计生提案”的跟帖在各大网站都占压倒性优势。
如叶廷芳所言,已经实行近三十年的城市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比如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亲情伦理的伤害、养老问题等。叶的提案建议:我国应尽快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
独生子女的孤独
王女士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家里三姊妹。对比自己童年和妹妹们一起长大的生活,她认为自己十岁的儿子成长得实在有点孤单:“小时候我经常带着两个妹妹跑出去撒野,跟村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打打闹闹,很快乐。可再看我儿子,只能跟我们大人玩。其实小孩子还是应该跟同龄小朋友玩才对,他们有他们可以沟通的语言。”
在王女士所住的广州珠江帝景小区里,有着类似想法的年轻父母还有很多。吴女士是位全职太太,有一个宝贝儿子,今年三岁。吴女士直言她一直都渴望再生一个孩子。“我经常惶惶不安,老是担心万一哪天小孩在幼儿园出了什么事,摔残了,或者出了车祸可怎么办。虽然这样想挺不吉利的,但跟小区里其他妈妈碰到时说起来,她们都连声说是,其实大家都有这层顾虑的。”吴女士透露,她周围有些朋友就生了两个孩子,并把第二个孩子的户口报到老家去。
“就这么一个孩子,如果哪天我和老公都去世,孩子的至爱是有了,可至亲的人就没了啊。”吴女士还有另外一层担心,“将来如果他们生活中遇到个什么难事,跟好朋友说和跟家人说,那种感觉无论如何是不一样的啊!亲人毕竟是亲人,那是无法替代的!”
这些正是叶廷芳所担心的,“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成天被父母长辈围着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成长的孤单如果处理不好,就极容易诱发自闭症等心理疾病,严重的还会产生孤独症,不跟人说话,和外界毫无交流,把自己封锁在一己的小世界里,甚至还可能影响智力发育。
独生子女易受到溺爱,而溺爱往往导致任性、自私、受挫力差等问题。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独生子女中约百分之三十有适应能力障碍。
兄弟姐妹造就你的个性
三十七岁的IT工程师陈青松现在回国创业,这天他接到加拿大的来电,九岁的大儿子陈迁在电话里老声老气地告诉他,今天教会了弟弟玩飞碟。“一开始飞碟老是往地上掉,我认为弟弟不是个玩飞碟的好手,至少不像我,不过,我还是把他教会了。”陈迁得意地在电话里吸着鼻子。
陈青松以前没想过自己会生第二胎,跟大多数城市青年人一样,陈迁出世以后,他觉得这辈子生儿育女的工作就算结束了。四年前,他与妻子带着五岁的陈迁,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
陈青松属于技术移民,工作不错,薪水很高,刚来时太太没工作,就在家带孩子。这里老外生两三个孩子很普遍,“常常能看见别人车里推着个小的,手上抱着个大的,或者是看见别人家的后花园里,阳光特别好的草坪上,几个金头发的小孩子在一起做游戏,其乐融融的。那种天伦的感觉特别吸引人。”陈青松说,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念头,就出现在脑子里了。陈青松和太太姜萍很快有了第二个孩子。
家里只有一个人对小孩的降生闷闷不乐,那就是陈迁。
“毕竟他在国内生活了五年,已经当惯了独生子女,性格很霸道。这下子,突然出现了一个弟弟,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全被转移到新来的小家伙身上,他一下子懵了。”
姜萍注意到陈迁的反常。父母说起弟弟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很漠然的样子,仿佛毫不在意。父母不注意他的时候,他又会偷偷蹿到摇篮车边,定睛打量里面那个睡眼眯眯的小东西,有点好奇,也有点敌意。
“陈迁对弟弟的不欢迎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中间,我们一直在教育引导,让他明白父母的爱并不会被谁分走,也常带他去加拿大朋友的家庭里,让他看看别的家庭孩子们有兄弟姐妹相伴游戏是多么有趣。他慢慢接受了小弟的存在,跟我们说,我不是不喜欢弟弟,但是他现在只会哭、吃奶和睡觉,我希望他快点长大,可以跟我一起玩。”
两个男孩子是游戏的伙伴,也是竞争的天敌,“在一起玩经常会发生矛盾,有时还会打架,但是为了能继续玩下去,他们学会了自己去处理这个矛盾,学会了让步和妥协。我跟先生都发现,陈迁的性格有比较大的改变,凡事不再只想到自己,懂得谦让,而且开始具备了当大哥的责任心,连脾气都好了很多。我常常跟青松说:‘两个孩子,反而比一个孩子好带。’”
今年,陈青松带着他在加拿大的项目回到上海创业,太太和孩子暂时没办法跟回来。陈迁还是那样老声老气地拿出大哥做派,教育四岁的小弟:“以后爸爸会常常不在家,我们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她生气,所以你得乖乖的。”就这一句,差点让这个在事业家庭中两难的男人热泪盈眶。
你的父母生养了你,你的伴侣与你朝夕相处。但是真正造就你的个性的却是你的兄弟姐妹。
有多少人愿意生二胎
1997年国家计生委在全国组织了“人口与生殖健康”的抽样调查,共有一万五千多名育龄妇女接受了生育意愿调查,覆盖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得出的结果是,已婚妇女平均期望子女数为一点七五个,其中农村为一点八一个。而另一项调查则显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大概为一点六个孩子。调查还发现,年轻妇女组的生育意愿低于年长组,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二十岁至三十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组的平均期望子女数大约为一点六个,仅仅略高于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生育率一点五个。这反映了二十一世纪未来大多数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即使未来我国人口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可能导致出生率的大幅提高,更不可能明显地改变低生育率的总体现状,没有必要视开禁为开闸之水。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薄弱,“上学难,看病贵”。城市育龄青年对再生二胎的第一反应就是“养不起”!而已经进入社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对“四二一”家庭结构中的四位老人,其必然结果也是“养不起”!
以我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上海为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少出生人口达七百多万,接近于上海户籍人口的一半。自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十三年负增长, 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时期,现在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是五万多人,五年之后每年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十五万人左右,在2025年左右,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四百万人左右,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将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一。
据预测,上海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从2006年开始将出现逐渐减少的趋势,这在上海人口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上海本地劳动力数量供给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它对上海的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早在“叶廷芳提案”之前,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其中经济学家包括了吴敬琏、胡鞍钢、林毅夫等)对中国人口政策提出了适度微调的建议。包括“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或者“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等主张。这些方案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可以起到、也只能起到微调作用。
以“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孩”为例,它将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峰值大概向后推迟五年左右,而总人口峰值依然将被控制在十六亿(这一规模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中国最大人口承载规模)之内。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