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头一年，我准备从温暖湿润的南方远赴干燥寒冷的北京，寻找自己未卜的前程。

    父母亲非得去车站送我。父亲的絮叨让我心乱，母亲的沉默让我心痛。长途客车启动的那一刻，母亲把兜里所有的零用钱都掏了出来，大概几十元，从车窗外面强塞进我手里。她说：“这可以让你在北京多熬几天哩！”

    但我在北京一口气坚持了三年。2003年春节过后，父母亲来北京看我，顺带也参观一下这个他们一辈子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地方。但万分不凑巧的是，这一年3月份，北京开始爆发非典，4月份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父母亲哪里都去不了，只能每天待在家里。他们每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下午三点去小区报摊上买回一张当天的《北京晚报》，然后用笔抄下那上面刊登着的每天感染非典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并仔细进行对比分析。

    因为我从事的是记者工作，所以常常要戴着口罩出去采访。那恐怕是他们一生中最感恐怖的日子。他们从早到晚担忧出门采访的小儿子会不会也感染上这种要命的传染病，会不会也变成报纸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之一！他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用白醋蒸熏房间，帮我换洗口罩，给我灌板蓝根冲剂，叮嘱我一回家就洗手……

    母亲甚至一度强硬地让我辞掉工作，跟他们一起先回湖南老家避避再说。但她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出不了北京了，即使回到家，也马上会被隔离。我们都成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北京病人”。

    那时，正是春色萌动的季节。路边的柳树抽出了茂盛的新枝，北京城飘满杨树和柳树的飞絮。我们三人却成天待在京郊一处闷热的出租屋内，共度了一个漫长而恐怖的春天。   

    报纸上感染非典的人数，从每天上百人减少到数十人，最后到了几个人。恐怖的日子慢慢过去了。父母亲耐不住寂寞，迫不及待地启程回家。回去后一个多月，就在电话里听说母亲病了——她脸色发白，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凹坑。但家人刚开始瞒着我，我也没太在意。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才告诉我，母亲得的是白血病。当时我正在宁波采访，工作一完便连忙跑回湖南老家看望母亲。母亲正在医院住院，经过几次化疗，她显得虚弱不堪。

    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家里就打来电话，说母亲病危，让我马上回家准备丧事，我又急匆匆坐上飞机赶回家中。但母亲显示出强悍的生命力，我回到家待了一周，病危的母亲仍在拼尽全力和守候多日的死神进行抗争。她顽强的生命使我陷入了尴尬之中——我的假期快完了，单位已经在催促，我不知道是继续等待下去还是先回北京述职。

    母亲最终成全了我！我决定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她停止了呼吸。当时正是深夜，我还在睡梦中。

    在湖南省邵阳市渡头桥张家岭，有一座坟茔遍布的荒山，母亲安身于此。2008年2月14日，我和父亲又来到了这里。这天正好是情人节，但我觉得我和母亲之间也有着割不断的情愫。转眼已经四年过去了，母亲坟上的野草长了又烧，烧了又长。在拜祭母亲时，我在想，能不能在她的坟头放个手机？想她的时候，就能拨通它，让母亲听听我的声音。

    这座荒山是我们家专有的坟山，我的老爷爷、爷爷、奶奶、伯父也都葬在这里——总有一天，我和父亲来到这里，也会变成一堆坟茔。

    母亲，你等着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