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敖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凶悍的人，我喜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便宜，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写的告事状，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为什么喜欢告人？因为要用法律的手段，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他不守法律啊，我们逼他守法律，就这样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觉的，你要使它醒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就专门干这行了。

    我曾经向大家展示过，我有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书最多的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用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是全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最后，蒋经国在临死以前，为了表示他的自由民主，就把这个这么久的戒严解除了。解除前半个月，他们还对我动手。我印了一批禁书藏在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里。台中市政府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找来锁匠，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冲进去把箱子打开，把我的禁书没收了。

    没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到了法院以后，台中市政府派来代表，警备总司令部那时候也解除了，可是他们也派来相关的人士。他们跟法官说，我们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们，所以在整个查扣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现场录影，现在可不可以放给法官看？法官说可以。他们说：李先生家里放了很多纸箱子，有些纸箱子是禁书，有些纸箱子不是，我们就一本一本地打开，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书就放在这边，不是禁书我们回归原位。最后，分出来以后，我们给他扫地，你看，扫得干干净净，马桶都冲过，我们是这样子客气地把他的禁书搬走了。整个录影的画面告诉法官，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或者是非常礼貌的，非常清洁的。在“解严”前半个月最后下手，没收了李先生的禁书。

    看了那个录影带以后，法官问我意见。我说：就是凭这卷录影带证明了他们犯法。法官说：你怎么证明？我说：法官先生，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条法律，就是说政府到人民家里去搜索的时候，要开一个票，叫搜索票，就是法院开的，搜索票要给主人看啊。主人不在家，我母亲去外国探亲了，那怎么办呢？法律有规定，就是你要搜索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主人不在家，你这个搜索单位要跟一个单位接触，什么人呢？叫做地方自治团体人员，就是邻长或者里长。你要和选出来的邻长、里长见面，把那个搜索票给他们看，然后才可以到我家里来搜索，然后你才可以打开这个锁，不是这样子吗？我要请法官看，整个录影带里有没有这个画面？他们直接带了锁匠就来了，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没有拿出来。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给邻长、里长这种地方自治团体的人员看？没有这种画面。换句话说，这个重要的法定程序他们没有遵守，而他们提供的录影带就证明了他们在乱搞。这个官司打得啊，他们上诉，发下来，一会儿他们有罪，一会儿他们无罪，打了多久呢？打了五年半，最后官司打赢了。

    后来我才后悔，我后悔什么呀？就是我为什么只把三万多本书放在我妈妈在台中的家里，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那赔得更多啊——他没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赔钱赔得更多啊。因为，这书要卖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只有查禁，我才拿到这么多钱。为什么呢？没有折扣，每本书都按照定价来赔我钱。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要钱吗？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书，书还给我。事实上，按照法律不是赔钱，是恢复原状，意思是说你把书还给我，你查禁查扣弄错了，你要还给我。他们还不出来了，被他们烧掉了，他们又不能现印，印的话又要被我告——哎，你盗印我的书，你是海盗，政府就是海盗。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法律赔给我钱。（摘自《李敖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