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日本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传话：“中国政府重申，愿公开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总统先生本人亲自前来会谈也欢迎。”

    关键时刻到了，到底该派谁去？基辛格后来说：“最初并没想过让我去。”但可以肯定地说，他脑袋里绝对闪现过这个念头。尼克松在这个问题上折磨基辛格时可谓残酷无情。平生第一次，总统对自己的助手表现出某种竞争心理，甚至是岔恨和忌妒。

    因此尼克松开始反复琢磨和念叨着干脆自己先去，不用特使开路。这绝对是可能的。基辛格极力劝总统打消这个念头，他说：“总统仓促出访中国太过危险。”

    尼克松默许了，接着他便开始考虑一长串的人名。基辛格一开始提了戴维·布鲁斯，此君是驻维也纳的美国和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他大概是基辛格一个笨手笨脚的小花招，因为很容易在合适的时候将其一脚踢开。尼克松提出了几个别的名字。卡波特·洛奇？有问题，这家伙以前当过驻南越大使。前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即将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布什？也不行，他对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新思维了解不够。纳尔逊·洛克菲勒？这可让基辛格难受了好一阵子，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过惹眼，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后来称，国务卿罗杰斯的名字从未被提起过。尼克松说的恰好相反。“好吧，”他回忆当时说，“比尔怎么样？”如果国务卿去，尼克松认为，中国人“肯定就知道我们是动真格的了”。尼克松颇带几分戏谑地回忆说，说这话时他发现基辛格正紧张地翻白眼。后来，当着霍德曼的面，尼克松和基辛格又讨论了一番特使人选的问题。最后，觉得已经把基辛格折磨得差不多了，尼克松才宣布：“亨利，看样子你不得不亲自跑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他太想亲自把这件策划已久的事情办成了。基辛格琢磨，选他是因为尼克松想把这事牢牢地捏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冒险让一个咋咋呼呼、地位太高的特使抢了风头。基辛格此时还是个相对不太出名的助理，从来没举行过公开的新闻发布会。

    6月2日，中方的回复让期待已久的基辛格激动不已：周恩来同意他来访，并表示，毛泽东主席“乐于”尽快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

    周恩来的答复抵达时，尼克松正举行国宴款待尼加拉瓜总统，基辛格让人把消息捎了进去。没过一会儿，俩人就乐颠颠地聚在林肯起居室里欢庆这一秘密胜利了。尼克松翻出一瓶别人送他的法国陈年白兰地，从壁橱拿出两个酒杯：“为那些因我们的工作而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和平世界的下一代人干杯！”

    白兰地下了肚，干杯完毕后，基辛格才坐下来和温斯顿·洛德细细琢磨如何回复周恩来的口信。基辛格在回信中建议，他将于7月9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飞赴北京”。这下，可怜的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公众听完基辛格绘声绘色介绍北京的奇光异彩之后才能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了。

    尼克松也留了一手：他命令基辛格不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俟后发表的声明上。就连基辛格上路后，尼克松还不停地纠缠着打电话提醒他。“我没完没了地接到指示。”基辛格回忆道，“重复我走前已经听了无数遍的话：公报上不得出现名字。”然而，基辛格全然没有顾及尼克松的命令。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想起了杜勒斯曾怠慢周总理，于是连忙夸张地先伸出了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说。

    在认真考虑美国人的愿望和需求后，中方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版本的公告。只改了一个词，但正是基辛格求之不得的。里面丝毫没提台湾问题。最后，尽管尼克松一再告诫基辛格绝不可在公报上落款，文件上还是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周恩来总理和亨利·基辛格博士”。
（摘自《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