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幸福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因国民党的严厉打击，台湾的“台独”分子在岛内难以立足，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帮助下，便以各种名义逃往日本。

乔装打扮混入“台独”内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栖身日本的大大小小的“台独”组织有六七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廖文毅主持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以及黄有仁、许世楷、南雄、戴天昭等人组建的“台湾青年会”（“台湾独立联盟”的前身）。

    尽管台湾当局强烈要求日方取缔“台湾青年会”，日本政府也曾派人警告该组织的活动，但作用并不明显，“台湾青年会”转入地下，继续活动。

    “台湾青年会”转入地下后，更加引起国民党调查局的关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决定加派一批特工到日本，将调查局驻日本工作组改为办事处，并派副局长高铭辉、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李世杰坐镇。

    后来，国民党调查局驻日办事处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派特工打进“台湾青年会”内部。

    这名特工叫陈纯真，是来自台湾的留日学生。在日留学期间，陈纯真曾流露出不想回台工作的想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调查局的特工们看上。经过多次面谈、交流，调查局的特工们才向他吐出真言，想吸收他做特工，然后伺机打入“台湾青年会”内部。陈纯真接受了任务。

    负责与陈纯真单线联系的调查局特工叫余承业。其公开身份是台当局“驻日大使馆文化参赞”。余承业的上司就是李世杰，但陈纯真不认识。

    1962年底，陈纯真根据余承业的指示，乔装打扮混进“台湾青年会”，而且表现十分积极。到1963年，他得到“台湾青年会”几个主要头目的信任。

身份暴露遭到突击审讯

    陈纯真弄清了“台湾青年会”的内部情况后，向余承业作了详细汇报。

    1964年5月17日，“台湾青年会”在日本东京秘密进行“中央委员会”的改选。陈纯真因表现积极，工作卓有成效，也被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

    于是，陈纯真马上将该组织的改选内幕、资料全部交给了余承业。   

    高铭辉、李世杰等大小特工经过仔细研究后，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在全日留学生中散发传单，将该组织的情况公诸于众，使“台湾青年会”在日本，特别是在留学生中成为过街老鼠；二是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外务省动员亲国民党的国会自民党议员，向日法务省提要求，拘捕八名“台独”骨干分子，并遣送回台湾，接受审判。但日本政府一直不配合，台当局的目的没有达到。

    1964年6月初，一封署名“台湾青年爱国会”的传单在日本各大学校园内广为散发。传单中说，“台独”是痴心妄想，死路一条，切望台湾在日青年、华侨，勿再上“台湾青年会”的当。传单还对那些受到欺骗、想加入“台湾青年会”的人发出警告：要是有人胆敢入会，当心立即被检举。

    黄有仁、许世楷等人认为，“台湾青年会”的活动十分隐蔽，突然出现这份传单，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问题。

    经过研判，他们认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陈纯真嫌疑最大。他们以纯洁组织的名义，对他进行突审，并准备了刑具。

    但不管“台独”分子如何威逼利诱，陈纯真始终不承认是自己泄了密。黄有仁见陈纯真血流不止，怕再审下去闹出人命，便将陈放回家。

“台独”头目被“一锅端”

    6月23日早上，陈纯真将自己的遭遇报告了余承业。余感到事态严重，便火速告知了调查局驻日本办事处的几个负责人。调查局驻日办事处又马上向国民党当局驻日本“大使”魏道明作了报告，并建议魏道明赶快与日本外务省联系，要求将“台湾青年会”的主要头目黄有仁、戴天昭、许世楷等人抓起来，然后遣送台湾法办。

    经过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馆”的多次交涉，1964年7月23日，日本东京警视厅对“台湾青年会”的主要头目，特别是22日非法审讯陈纯真的黄有仁、戴天昭、许世楷、廖建龙、南雄、柳文卿及日籍华人宋重阳等，以“故意伤害罪”的罪名予以逮捕。其总部也被查抄。（摘自《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