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菁 唐军 梁秉　

    革命夫妻的爱情传奇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则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说“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他们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 邓颖超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交往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后来，周恩来的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请卓别林吃中国鸭

    卓别林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自不必说，作为国际和平人士，他在 1953年刚刚获得国际和平奖，声望和影响正旺。6月3日，在卓别林住地举行颁发和平奖仪式，当时有几名中国记者到场采访。卓别林对中国记者的到来非常高兴，说很想看中国电影，特别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当时率团参加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的周恩来得知卓别林的想法之后，派外交部交际处王倬如处长与卓别林取得联系，给他安排了—个电影专场，放映了中国电影舞台艺术片《梁祝哀史》（即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完影片后，卓别林表示非常感谢，并当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为了进一步增进了解和友谊，也为了满足卓别林的迫切愿望，7月1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特意在花山别墅宴请卓别林和夫人。在宴会上，卓别林品尝到了特地为他准备的茅台酒和北京烤鸭。当招待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卓别林说：“我这个人对鸭有特殊的感情，我所塑造的流浪汉夏洛尔，他走路时令人捧腹的姿态，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态中得到的启发。为了感谢鸭子，我从此就不吃鸭肉了。不过，这次是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子。”卓别林幽默的表述让大家感到非常愉快。席间，周恩来邀请卓别林访问中国，卓别林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1955年1月，外交部曾试图就卓别林访华的事情作出具体安排，但因为当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他的新影片，所以没能成行。不过这次交往给卓别林留下了美好回忆，此后，他常对友人说起自己的“中国情结”。

    握手见真情

    作为北京人艺的良师益友和奠基人，周恩来的音容笑貌永存“人艺”人的心间。

    每次见到周总理，无论是在舞台上、后台里、休息室、排练场、会议室、宴会厅、宿舍、食堂、街头……他都极为主动地、热情满怀地、真心实意地与大家握手，也不知道前前后后握过多少次，但永远也握不够。

    每一次周总理到来之前，剧院领导都会认真嘱咐大家：“总理在长征当中，骑马摔伤了胳臂，握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力，要轻点儿，再轻点儿。”对此，大家也都纷纷点头表示到时会注意。然而，到了握手的片刻，我们倒是小心翼翼了，周总理却满脸带笑地、兴奋地、用力地用手上下摆动好多次。凡是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又高兴，又心疼，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在与周总理握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提到，那就是他总要从离他最远的人握起。如果握不到，他就走到跟前去一一握手，从不怕麻烦，从不怕辛苦。据秘书说，总理认为站得最远的人，也是最担心握不到手的人，应该尽量不要让他们失望。1957年5月12日深夜，看完戏以后，周总理陪着演职员从首都剧场一直步行回到史家胡同宿舍。途中，遇到了一位正在扫马路的女清洁工，当周总理感觉到对方已经看见了自己，就马上走过去，拉起了她的双手紧紧握着说：“同志，辛苦了。感谢你呀，人民感谢你！”

    更能让人牢牢记住的是周总理的握手方式——在一般情况下，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群众，他都是首先伸出手来拉住你的手，然后用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你的眼睛，凝视片刻以后，再握紧你的手并用力地上下摆动，最后才会缓缓放开。这与那种“老爷式”的握手，即漫不经心地拉拉你的手，连看也不肯看你一眼，甚至一边和别人说着话，一边冷冷地松开你的手相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痛惜战友

    细心观察，周恩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据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回忆说：“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1967年1月12日，贺龙一家悄悄住进了总理家，就在前客厅，总理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开始，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悄悄搬进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连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

    九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因此，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

    1974年底，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七十六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    （根据《济南时报》《新民晚报》《人物周刊》相关文章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