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迅雷

    中国塌桥，美国也塌桥；中国要调查原因，美国也调查原因；中国用的是火箭速度，美国用的是蜗牛速度。所以，中国想要“胜过”美国，看来是轻而易举的。

    2007年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桥梁发生结构性坍塌，可谓坍塌得一塌糊涂。除了布什视察塌桥现场、国会拨巨款重建桥梁之外，美国有关方面立刻进入调查。调查人员说，调查坍塌原因的工作费时费力，可能需要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

    长达十八个月，还是在高科技帮助下的时间估计。他们动用直升机，配备高分辨率摄像器材，到现场展开仔细调查；用激光导引探测设备，绘制出大桥残骸的全方位图像；水下复原小组则使用水下摄像机来观测废墟的情况；利用计算机成像技术，在电脑上重现灾难全过程。当前的分析已经纳入了一整套数据，包括天气、经过汽车的数量和速度，以及坍塌时桥梁上的建筑设备的重量……要是在无高科技的过去，他们差不多得把坍塌桥梁的残骸拼装起来。

    就在美国塌桥一个半月前的6月 15日凌晨，广东佛山九江大桥被一艘装载河沙的船撞了23号桥墩，大桥第23号、24号、25号三个桥墩倒塌，约有二百米桥面坍塌，桥上四辆汽车（共有司乘人员七人）及两名大桥施工人员坠江。6月19日，九江大桥坍塌事故技术安全鉴定专家组成立，由十位“国内知名桥梁专家”组成，他们从全国奔到广东佛山，对塌桥事故进行鉴定。6月20日，也就是次日，他们召开了九江大桥技术评估通报会，正式公布了鉴定结果：九江大桥的设计和质量均没有问题！

    搞“鉴定”的专家，通常擅长对“成果”的鉴定，比如这座桥梁竣工了，鉴定验收的专家组来个一天半天，看一看，瞧一瞧，说几句赞美的好话，拿一笔不菲的酬金，签字画押，愉快走人，邀请方与被邀请方都很高兴，这就是“双赢”。看来，这些专家把“坍塌鉴定”和“竣工鉴定”当成同一码事了。九江大桥事故鉴定如此迅速，评论家时寒冰对此有一句妙语：“我们的专家用肉眼——这种天然的低成本、无污染的绿色工具，完成了鉴定的全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认为造假有三大成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处罚成本。那么，如果是专家“造假”呢？其付出的仅仅是这三大“成本”吗？

    这背后，主要还不是专家本身的问题。官员能够方便操控专家，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公共安全事故，涉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所以通常情况下，当地官员对于“出事”的第一反应是“瞒住”。如今信息发布渠道越来越多，实在瞒不住，那也努力控制影响，将“坏事”变成“好事”。官员利用专家、借专家之口为自己开脱责任，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重要管道。有了专家鉴定做挡箭牌，官员自己就能够关起门来“沾沾自喜”了。技术层面的专家与责任层面的官员如果结成“亚腐败共同体”，那么，各种事故就不可能真正找到原因，悲惨经历就不可能真正成为教训，今后类似的事故就可能一再出现。

    从深层次看，我们无论在法律还是在道义上，都存在很大缺失。我国对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的质量安全事故如何鉴定、处理，没有一部成熟的专门法律作出规定。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并不陈旧，是从1998年3月 1日起施行的，但这个“建筑法”应该称为“建筑施工法”，讲的是建筑工程的发包、承包、监理、管理之类的事，有关“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部分也十分“原则”，对建筑工程使用期间“出事”后该怎么办没有什么规定。既然“无法”，那么，各地“无天”就成为现实了。

    而在道义上，我们更没有形成强大的“耻感文化”，许多可耻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上世纪六十年代，加拿大曾发生一座在建桥梁突然坍塌事故，直接原因是加拿大工学院设计错误所致。为铭记这一“耻辱”，该工学院买下断桥的全部废弃钢材，加工成戒指，每年学生毕业时，校方都要向毕业生赠送“耻辱戒指”。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这里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习惯不是记住“耻辱”，而是忙于找到“替罪羊”，以尽快“扫”掉“耻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有“官员”与“专家”，而没有真正的“调查人员”。美国这次塌桥后，调查人员计划“把坍塌桥梁的录像放大后逐帧观看”。既然我们没有“调查人员”，你能指望那些高地位的官员与高身份的专家去干“把坍塌桥梁的录像放大后逐帧观看”这样的繁琐之事吗？（摘自《四川文学》）